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包含了生存焦虑

　　王新红在深圳一所公办中学做了20年心理咨询教师，同时也上心理健康教育课。她说，现在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确实挺高，但因使用电子产品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并没有想象或者传闻中那么多。她认同《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的一个观点，“至少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诱因”。

　　王新红接触的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都比较理性，但也和《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一样会焦虑，尤其是与学习有冲突时。在她的学生中，完全能在电子产品使用上做好自我控制并从中受益的人不多，绝大多数还是需要外部环境的合理指引，才能避免产生诸如“网瘾”、专注力下降、攻击性增强等负面问题。

　　“我个人认为，《儿童电子屏幕指南》 这本书对中国家长最有启发的一点，就是让更多父母知道，想再回到没有电子屏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王新红说，不少父母其实还有“回到过去”的幻想，希望他们能更理性地承认，数字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不管是否情愿，都得做好迎接的准备。

　　电子产品是一面镜子

　　第一财经：你有没有遇到过学生因为使用电子产品，而出现极端冲突的事件？

　　王新红：肯定有。冲突是学生和老师或者父母之间发生的，比如摔iPad、摔手机，流量被强行断掉。也有孩子会威胁老师或家长，“要是敢收手机我就去跳楼”。大多数父母在极端情形下，都能够把握住一个边界，也会反思家庭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我在工作中发现，哪怕发生最极端的案例，电子产品也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在他的生活或成长环境中有了其他问题，电子产品只是“替罪羊”。所以讨论电子产品的问题，必须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才可能达成共识。

　　但现实中，很多成人并不愿意承认这点。所以才总会有家长期待老师把学生的电子屏幕管住，实际上学生一分钟都不用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财经：我也是一名家长，平时并不“鸡血”，但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稍微一长，各种念头就闪现出来：容易近视、会上瘾、影响学习……似乎生活秩序就会因此失范一样。有我这种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我很好奇，家长为什么会对电子产品焦虑？电子产品是否只是一个诱因而已？

　　王新红：这种情况我见到的也比较多，父母在理智上能接受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也像你一样不是那种“鸡血妈妈”，自认为和孩子沟通也是温和理性的，但看到孩子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一长，马上会有一连串想法，产生焦虑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一些暗示信息，让人很容易进入一种焦虑状态，或者说连锁反应。

　　另外，家长在社会竞争中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很多父母会想，“如果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了，会不会现在过得更好一些？”所以，这些家长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去管束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相反，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父母相对理性，也更宽容，更接近《儿童电子屏幕指南》里对电子屏幕抱有更积极态度的那些人。所以，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包含了自己的生存焦虑。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说法，电子产品只是一个诱因，一面镜子，把父母面对竞争或者生存的压力，对孩子的期待，以及期待能否达成，都映射出来。

　　电子产品的优势有前提

　　第一财经：作者还提到“道德恐慌”，即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类似的恐慌就会出现一次。但她认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单凭新技术本身，就能带来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和伤害”。这个说法你觉得用在电子产品上是否成立？

　　王新红：这个真的挺不好说。现在相当多的智能产品，让青少年在区分现实世界（尤其是未经他们证实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上，困难大了很多。从电视里得来的信息转化成实践，中间隔了一层。但信息技术，或者说智能电子产品所带来的互动，边界实际上被打破了，对青少年而言充满挑战。现在有些针对未成年人开发的交友App，如果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又忙于生计，对孩子监管不足，很多人就会通过类似虚拟平台去寻求情感上的寄托，甚至恋爱，这种“新技术”尤其对女孩的影响就比以往更大。

　　所以，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电子产品是有优势的，但得有前提。需要成人尤其是父母恰当的陪伴，亲子关系正常，这样电子产品的优势和积极作用才能够被更大程度利用。

　　第一财经：作者还认为，家长面对电子屏幕应该“积极数字育儿”，这种理念背后其实是对孩子的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但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成长普遍非常在意，程度可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在你看来，要做到“积极数字育儿”，对中国家长来说挑战何在？

　　王新红：的确，我觉得整本书实际上都在谈如何“积极数字育儿”。要真正能够利用好电子屏幕，需要对孩子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但这恰好是现阶段家庭教育，或者说我们整个教育当中暂时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件事。因为目前整个社会资源，还没法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优资源。绝大多数家长也不能在目前这种高竞争环境下，放弃“我要最好”的念头。

　　另外，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背后，涉及家长对“生命自觉”意识的认识。虽然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很多人仍然在为日常生活辛苦奔走，离“生命自觉”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就我接触的情况来看，能做到积极数字育儿的家长有，但是少数。

　　家长容易“谈性色变”

　　第一财经：网络色情问题家长非常担心，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媒体学者和育儿顾问的处理办法：把自己对性的观点说给孩子听。但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中国父母对子女“谈性色变”，家庭性教育也做得不够。你觉得作者的建议在中国是否有可操作性？

　　王新红：作者关于如何处理网络色情的内容我是非常赞同的，觉得那位家长真是了不起。但在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里，要用这个办法不太可能。很多父母本身对性和性教育的科学理解，就远远没有到达这个高度。

　　其实在学校也一样。给你讲一个前不久我处理过的案例吧。几个初中男生和女生在很私密的场合聊天时，聊到了男生自慰。被老师偶然知道后，在班级进行了公开批评，让他们站起来，罚他们，并把情况反馈给家长。家长们知道后也感到非常羞耻，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参与讨论这样的事情。

　　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性教育、性观念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书里面那位美国家长的做法虽然科学，也非常正确，却是很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要这样做，是非常非常难的。

　　第一财经：那你觉得父母遇到类似问题时，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王新红：很多父母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慌张的，不知道怎么去和孩子谈论，所以我通常会让他们去买些性教育方面的书给孩子看，这也是父母比较能够接受的办法。

　　第一财经：就你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家庭在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有没有书中没提到的新困境？

　　王新红：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分层也厉害，哪怕是在深圳，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不同父母和学校的互动方式都有很大差异。确切地说，是每一类不同家庭都需要指导，面临的困境也不同。

　　那些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的父母，他们更关注怎样才能让孩子把电子产品作为更好的工具来使用，也就是书里所提到的电子产品的积极作用，涉及社交、学习、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心等，这些领域都是挺好的。

　　但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没那么高，或者不知道如何有效与孩子互动和沟通的家庭，电子产品并没有像书中所写的那样给孩子更多好的影响，相反，更容易让他们滑向虚拟世界，丧失和真实世界建立连接的机会。

　　所以从一位一线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我很期待有学者针对不同家庭的父母，做更有针对性的指引和培训，而不仅仅是通过学校去教育孩子。

原标题：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包含了生存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