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企业76天存亡考裁人不是没想过一条视频带火一个小厂

对于撑起这座城市的企业和个体来说，封闭七十六天之后的重启之路，远比开车上路要艰难得多。不过，疫情也是企业与个体生存能力的突击测试，在越挫越勇和坚持下去的群体背后，也闪耀着反脆弱的韧劲。

撰文 | 微胖

编辑 | 四月

打开车门，将车钥匙插入钥匙孔的一刹那，我还有点担心。

被封七十六天后，这还是第一次摸到自己被「隔离」在小区之外的车。如果电池亏电，车子无法启动，找人救援仍然是个麻烦事。

车终于跑起来，走在曾经驾轻就熟的狭窄路段，突然变得小心翼翼，不时踩着刹车，有种生怕剐蹭谁的不自信。作为一名五年驾龄的老司机，尚需时日找回「人车合一」的感觉，何况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

对于撑起这座城市的企业和个体来说，封闭七十六天之后的重启之路，远比开车上路要艰难得多。

一 42开头的身份证

3 月 24 日晚上十点，等了十几天的复工申请终于批下来。回忆当时的情景，Sue 仍然有点兴奋。

从 2 月 10 日有风声说可能复工开始，负责熵智科技人事工作的 Sue 一直不敢怠慢，每天盯着武汉防疫指挥部的新闻，「刷到夜里很晚。」当时，深圳的公司、其他城市的工厂和合作方陆续恢复运营，武汉研发部们何时复工，成为公司负责人最关心的事情。

虽然不至于「一刀切」，但武汉复工的轻重缓急，一望便知。除了与抗疫高度相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最先予以考虑的一定是几大支柱产业。比如，汽车和零部件。

东风汽车这样的世界 500 强整车厂，一半以上的产能在湖北，其中，武汉的产能占八成。每天运营成本可能高达上千万元，每关闭一天就会产生巨大损失。

对于聚集在整车厂周围的成百上千家、供应全国甚至出口的零部件厂商来说，停产一天不仅影响供应链，几百万的损失。汽车行业供应链的销售合同都是几年一签，客户一旦流失，市场占有率的损失至少是数年。

因此，对于熵智科技这样的 AI 初创来说，他们能做的就是与大多数企业一起，耐心等待。「如果武汉公司要到四月才能复工，那就太晚了。」Sue 说，公司决定让湖北员工先去深圳公司复工。

没想到，由此踏上一条艰难的复工之旅。

4 月 8 日解封后，路上的车很多。

不少员工老家在仙桃、黄石、鄂州等地，由于公交系统还在封闭之中，他们只能依托当地政府的「点对点」包车支持。「这都需要员工自己去联系。有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服务支持，员工只能自己找私家车想办法到深圳。」Sue 说。

一位仙桃员工被公司协调去西安分公司，由于联系不到去西安的私家车，他只好请求朋友开车将他送到岳阳，再中转前往西安。

不过，更戏剧化的一幕在后面。抵达西安后，这位同事被扣留在了火车站，因为持有的是武汉身份证，尽管他在仙桃过的年，根本没去过武汉。好不容易等到西安的同事开车去接他，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找不到愿意接收入住的酒店，最后这位员工只好住在了公司。

虽然星巴克开始营业，但只提供外卖，不开放室内消费。

即便是 4 月 8 日凌晨武汉解封之后，这样的故事也并未划上句号。

就在 8 日当天，一位去无锡出差的熵智科技员工又被火车站留下了。这位员工从长沙出发、经过上海再转至无锡，只因「42」开头的武汉身份证，火车站告诉他要么找车来接，要么购票原路返回。最后，只能选择返回。

熵智科技的经历并非小概率事件。在笔者身边，一些过去号称「空中飞人」的人最近也「消停」了很多，他们也都知道，目前湖北的身份证（特别是武汉），仍然不利于找酒店落脚。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湖北，一枚小小的绿色健康码并没给大家带来真正的流动自由，相反，每个人身份证开头的「42」犹如「垂帘听政」的「太后」，羁绊住了大多数人的脚。

前两天，一个大客户联系我们去交流一下，但是，对方工厂有明确规定，武汉过去的人必须隔离十四天才可以进工厂。最后，公司只好决定让上海同事过去。一位 AI 初创公司的研发人员谈起了最近的一次经历。

「这还是上海这么开放的城市，很难想象其他地方还会有哪些更加严苛的规定。」他感叹到。

事实上，所谓湖北的健康绿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每个地方包括工厂、小区、酒店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甚至执行标准。对这些细节的了解、遵守和避免，无形之中加重了企业的认知和运行成本。

比如，接收湖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深圳的一些小区承认武汉本地的核酸检测结果，也有一些小区不承认。虽然不会明文告示不接受湖北人，但「42」开头的身份证会遭到一些酒店的婉拒。

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最近对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约 44% 的受访企业表示尽管交通禁令已解除，但其非户籍工人仍难以返回武汉。

「全国对武汉甚至湖北身份证的敏感，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Sue 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事实上，这并不是她一个人感受。被疫情破坏掉的心理信任，很难短时间得到恢复，这种防御心态会长时间持续，或许会一直持续到摘掉口罩的那一天。

毫无人气的居然之家

二 「裁员？不是没想过」

将人从生产中拿掉，经济直接停摆。不过，人员复工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对于环环相扣的制造产业链来说，无论是供应链风险，还是跳水的订单，都会将压力传导给链条上的每个环节。

复工率其实没啥意思，订单在哪儿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谈到。

年前谈着不错的项目，到了年后就暂停招标了，有一些（项目）被推迟了。一位武汉本地 AI 创业公司相关人员透露道。

我们恢复营业了，但是，几乎没有接到订单。和熵智科技同时复工的另一家武汉软件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因为大部分客户没有复工，公司的营收也跟着降低至少三分之一。「客户不能正常运营，公司也不能正常运营。」

对于那些围绕在整车厂周围零部件湖北供应商来说，特别是主要依靠海外订单的企业，面对海外订单的跳水，他们开始转向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以求「过渡」和生存。

冲击最为严重的可能要属纺织和服装产业，这也是湖北规模较大的传统行业。一些大型纺织企业国内外客户二月份订单部分取消，三月份订单出现跳水，四月订单还没着落。往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六七月。大家形容这次疫情几乎让行业「休克」。

除了订单，供应链的困境也制约着武汉企业的重启。国内供应链的复工无法一蹴而就。产品的元器件备货比如光学配件、日常返修配件等，都耽误比较严重。对于供应商来说，由于设备停了很久，要想保证加工的精度，也需要时间。

在当前社会整体产能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创业公司的担心可能会更多。如果供应商优先考虑大客户订单，导致小公司面临更大的不确定交付时间怎么办？一旦创业公司无法如期交付，曾经的合作伙伴可能会寻找其他新的供应商。

由于某些产品或者核心部件（比如工业相机的芯片）主要依赖进口，一些公司的复工也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货期都延长了」，这位 AI 公司负责人说。虽然海外产品采购周期比较长，公司平时也会储备一些，但是一般也不敢留太多库存，一旦生变，损失太大。

武汉某高科技园区复工的抗体检测试剂盒

「别说大疆裁员了，我也不是没想过。」面对供应链和订单的双重压力，一位 AI 创业公司的负责人坦言，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在公司第一季度仍然获得了千万元营收后，他更加坚定了过去对技术场景落地的选择。

其实，疫情对我们也有好处。在他看来，过去投资人更看重规模，大家都在拼命融资讲故事。现在，市场至少没那么疯狂，大家都会慢慢回归理性，企业也要盈利赚钱。

4 月 6 日，工作人员为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消毒

三 「我会是无症状感染者吗？」

除了在困境中坚守的企业，艰难时刻撑起这座城市的还有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封闭之后的重启之路，注定更加艰难。

《柳叶刀》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表明，长时间的隔离会给个体带来广泛的心理影响，比如抑郁、恐惧甚至药物滥用，其中，原本有心理疾病的群体受隔离影响的风险最大。

「我一天要洗无数道手」。在江西老家过年，至今未回武汉的孟军（化名）在群里说，「我应该是病了，遗书写好了，财产也分配好了。」

两个月前，孟军私人信息被村里的人转发了好几个大群，甚至有人加他的微信，问他是不是确诊新型肺炎了，何时离开村子。但是，大家没有料到，他的心理烙下了疾病。

在公交系统工作的王梦媛（化名），是武汉最早复工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很多公交线路还没有恢复，一辆公交车，三个工作人员，除了司机，还有两个安全员。」对武汉的交通现状，她了如指掌，除了自己的精神状态。

最近几天，王梦媛反复怀疑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即使体温枪和水银温度计指向了正常体温，她也会反复质问「温度计是不是有问题？」

虽然是在公交系统加油站工作，几乎不用与人直接接触，但在连续上班几天后，王梦媛仍然承受不了那种恐惧，「坐在位置上，哪都不敢去。」

所幸目前武汉公交路线恢复的不算多，她所在的油站几乎无车可加（油），最后，领导让她回家休息。每天刷各种有关无症状患者的新闻，即使在艳阳高照的三月，她甚至都不敢打开窗子透气，「半小时，最多半小时，必须关窗户。」

曾经患过抑郁症的王梦媛，现在担心自己旧病复发。

与此同时，武汉某社区民政口岗位持续上班七十六天班的王大可（化名）已经累到怀疑人生。疫情顶峰时期，王大可全月无休，半夜两三点还在回复微信，是家常便饭，通常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是她下班的点。

王大可的聊天截图，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她仍然不知道何时可以正常休息。

然而，最近了解到的一些病患情况，又加重了她的心理疲劳。「你还记得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吗？」她问我。

最初，他们曾经认为这位患者停药的原因是疫情期间不好购买药物，但是，后来发现时患者主动停药。现在，他明显出现了幻听和被害妄想。

「他还跟我说，如果哪一天没联系到他，肯定是被当做无症状患者被抓走了。」接着，是王大可的一声长叹和沉默。

四 「只要一个视频火了，就能让小厂子忙不过来」

除了脆弱和挣扎，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坚强也同样真实。

「罗永浩，坑位费 60 万；淘宝一线主播大概 25 万，这些网红报价都很高啊。」最近，做淘宝童装的嘉慧（化名）开始认真研究视频带货。做了好几年的童装，她也拥有一个顶着几个皇冠的店铺，算是事业有成。

疫情期间，宅在家的嘉慧除了长肉，也顺便「憋出」了一个大招，变身主播，做更多品类的带货。出口订单断崖式下降，制造业也开始寻求国内市场的拉动，像嘉慧这样自带流量的店铺，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条难得的带货渠道。

服装生意上，原来做淘宝、天猫的大部分都转直播卖衣服了，就连扫地机器人也在找视频主播带货，包一年家务的赵英明老公也买了台扫地机器人。

不过在嘉慧眼里，数码电子科技类产品的利润「还不如李佳琦卖的化妆品。」最后，她选择了利润更高的零食附带一些新奇电子科技类产品，「主要适合孩子和妈妈，和童装一起卖。」

武汉人民久违的热干面

一直宅在江苏镇江老家的王丹萍（化名）也在群里分享了最近的一次「转型」。4 月 4 日，全国哀悼日的那天，她开启了自己的直播生涯，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礼拜过去后，她的粉丝涨到五万多，思前想后，她决定将火速涨粉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漂亮的脸蛋，「我唱歌又不好听，聊天嘛，谁都会。」

不少人开始联系王丹萍帮忙带货，事实上，她和老公也在武汉经营着一家负责运营淘宝店铺的小公司。

这次「奇遇」几乎笃定了她接下来的直播带货之路，「只要一个视频火了，你就能让那些小厂子忙不过来。」

听了王丹萍的故事，余蓉（化名）也动了心思，已经两个月没有进账的她，决定让平时也玩短视频的老公试试直播，「我们在天猫店铺，主要做车辆个性改装，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强大的企业背景，也没有 AI 公司的高科技含量，在这些被政策眷顾不到的地方，我们反而看到了在危机刺激中，不断拓展边界的草根韧劲儿。

这次疫情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一个观点。一位 AI 创业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事物的发展是被小概率事件支配，未来并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我们应该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

或许，嘉慧们根本听不懂这么高深的表达，但是，他们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日子再难，也要想办法挪一挪，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