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在监狱学编程后在硅谷找到了全职作业还有期权拿

在最初的一个月培训中，阿吉雷和他的服刑人员都没有机会碰电脑。他们主要依靠书本和笔在纸上编程。他的第一个编程项目，则是重新为In-N-Out汉堡创建了官方网站，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也只仅仅依靠了该连锁企业官方网站主页的打印稿作为参考的。

编者按：大家都可能有这样一个共识：如果一个人有过犯罪记录，那这个人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然而，在美国硅谷，有一家上市公司却开创先河，全职雇佣了三名刑满释放人员。这篇文章来源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标题是What Happens After Prisoners Learn to Code?，作者SIMONE STOLZOFF在文章中详细陈述了背后的有关故事。

杰西·阿吉雷（Jesse Aguirre）是团队协作工具Slack的产品团队成员之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他都要参加团队内部的标准工程会议，大家一起计划当日的有关工作安排。程序员们也把这个会议称作站立会议（standups）。这种会议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并且鼓励所有参会者站立开会。

站在阿吉雷周围的，都是来自于硅谷顶尖公司的员工和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阿吉雷今年26岁，高中肄业，截至目前，其成年过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Slack公司是阿吉雷的第一个全职雇主。在过去几年学习和展开编程实践的过程中，阿吉雷培养了一项可能是所有软件工程师都必备的有用技能，即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阿吉雷以及他的另两名同事林诺·奥内拉斯（Lino Ornelas）和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是Slack公司内部发起的一项名叫“下一篇章（Nest Chapter）”的项目的首批成员。下一篇章项目，由Slack公司和为监狱犯人提供培训的“最后一英里（The Last Mile）”组织和凯洛格基金会（the W.K. Kellogg Foundation）等多家机构或组织联合发起，旨在帮助那些曾经入狱的人在科技领域找到工作。

去年，当下一篇章项目在Slack公司内部启动时，它还只是一个学徒项目，而且不保证最后能转变为全职工作机会。本报作者亚历克西斯·马德里加（Alexis C. Madrigal）在一篇专题文章中写道，“提供学徒机会，而不是一份永久工作，虽然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多个之前为入狱犯人辩护的律师仍然呼吁对这个项目设计的关注。”

这个呼吁的确是合理的。硅谷的确总是在采取一些表面措施，让整个科技行业看起来更加公平，但实际上最后却是“言行不一”，该做的仍然没有做到位。

然而，去年六月，就在Slack公司准备IPO的前几日，阿吉雷、奥内拉斯和安德森都获得了Slack公司提供的全职工作机会，并且还获得了股票期权。对阿吉雷和他的朋友来说，他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能做好这份工作吗？

虽然获得了顶尖公司的“入场券”，但这也并不一定就代表着成功。“虽然一份工作真的很重要，”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重返社会项目Root & Rebound执行董事凯瑟琳·卡彻（Katherine Katcher）说，“但要重新回到社会却并没那么简单，假如没有其它方面的支持，单单一份工作通常也是不够的。”

对于那些刑满释放人员而言，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的风险非常高。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系统释放出去的人，三年内又再次因犯罪而锒铛入狱的比例，几乎超过了65%。

为了减少再犯罪，为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提供一份全职工作算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但如果一个人成年后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话，那要他找到一份工作，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基于多种因素，包括针对有犯罪记录的人员的歧视，有过入狱经历的人员，其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之多。

在本文刊登不久之前，阿吉雷在电话中跟我说，“当我得到工作机会时，我感觉像是还在读大学就被选拔进入了NBA。然而，鉴于我的背景，我也感觉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去证明。”

阿吉雷最初接触到软件开发，还是他被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偏远地区的铁木州立监狱（Ironwood State Prison）的时候。这个监狱以酷暑和渐进性改造项目而出名。

最后一英里组织提供的培训计划中，主要是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商务和软件开发有关技能。在最初的一个月培训中，阿吉雷和他的服刑人员都没有机会碰电脑。他们主要依靠书本和笔在纸上编程。他的第一个编程项目，则是重新为In-N-Out汉堡创建了官方网站，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也只仅仅依靠了该连锁企业官方网站主页的打印稿作为参考的。

德鲁·麦加希（Drew McGahey）是Slack公司的工程经理，他负责管理这三个首批学徒。对于他所称的没有既定解决方案的“空画布问题”，他们三个学徒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最初让他大吃一惊。“回想他们的经历，这一切也似乎合情合理。”麦加希说，“他们都是在没有互联网的环境中学会了如何编程，他们有强大的驱动力。”

但从最开始，阿吉雷就很清晰地认识到，即便一个人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过后，他的这项耻辱也会仍然跟随于他。对Slack公司的部分客户而言，他们明令禁止其供应商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访问其数据库。这三个学徒最初都被安排在自动化测试团队，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编写测试程序，确保其它工程师编写的代码质量。他们三人之所以被分派在这项工作，其原因也是因为这项工作完全无法接触客户数据。

即便是正式加入Slack公司之前，他们三个人要搬到硅谷，也算是不小的挑战，毕竟要接受这份工作，他们就不得不搬到硅谷，而这也代表着，他们的假释，需要涉及其它的司法管辖区。

转交假释案例，不仅是一个漫长的官僚过程，而且要找到能够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居住的廉价房屋，特别是在住房市场紧张的旧金山湾区，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据阿吉雷称，在他最初合租的房屋中，因为其中一名室友无法接受与有犯罪记录的人居住在一起，他最后也迫于压力不得不搬离了那个地方。在后来跟一个朋友合租了大约一年时间后，他又接连找了50多处公寓，直到最后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

“找工作是一方面的事情，毕竟大家都知道有犯罪记录的人真的很难再找到工作。但另一方面，找房子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有犯罪入狱记录、如今在Slack公司担任下一篇章项目的“重返社会经理”肯雅塔·利尔（Kenyatta Leal）如是说。

利尔是一名教练，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在住房、理财、职场规范等他自己曾经历并挑战过的领域相关问题，向阿吉雷、奥内拉斯和安德森提供支持与辅导。除了利尔之外，他们三位学徒每个人都还有一名技术导师、一名工作文化导师和一名职业教练。

此外，Slack公司的非盈利伙伴都还会在住房、假释以及搬迁等问题方面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还会向Slack公司的员工普及有关刑事司法方面的知识。这一系列工作和安排，能够让阿吉雷在职场环境中受到更多的欢迎和认可，尽管他的背景可能与其它同事不尽相同。

阿吉雷从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林伍德市长大。他所成长的社区，是洛杉矶南部一个以拉丁裔为主的社区。

在阿吉雷11岁时，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东部的橘子郡（Orange County）。没过几年，阿吉雷就和当地的一些帮派成员厮混在了一起。他曾因一些轻微罪行而被当地警方传唤，但这些罪行，比如用粉笔在电线杆上做记号，最终并没有受到严重指控。

2010年3月13日，当地一名帮派青年拉蒙·马加纳（Ramon Magana），被一支装有鸟枪弹药的猎枪击中身亡。据现场目击者所述，阿吉雷并不是枪手。但根据警方的证词，阿吉雷把枪递给了最终扣下扳机犯下罪行的那个人。阿吉雷因此而被控谋杀未遂、侵犯人身和与帮派有关系等多项罪行。在他刚满18岁的几周之后，他就被判无期徒刑而入狱。

当时针对阿吉雷的判决，还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某上诉法院宣判，针对阿吉雷的辩护无效，而且他的初审判决还“引发了酷刑问题”。在随后的重审听证会上，阿吉雷的刑期缩短至了7年，另外根据州政府针对帮派活动的法律规定，还要额外加刑10年。

2017年圣诞前夕，阿吉雷得知，基于其服刑期间的模范表现和工作道德，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签发取消了他的10年加刑惩罚。那时，阿吉雷已经获得了高中同等学力测试证书（GED），并且完成了相关编程培训，而他的服刑时间也接近了8年。所以，他随后就立即获得了释放。

服刑人员学编程后，在硅谷找到了全职工作

图片来自：Fien Jorissen

2018年，Slack公司CEO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以及一群同事参观了位于旧金山北部的圣昆丁州立监狱（San Quentin State Prison 监狱）的最后一英里项目。在了解到该项目的严谨性和服刑人员开发的软件质量后，巴特菲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阿吉雷被释放之际，Slack公司也启动了有关工作，为下一篇章项目的最终发起及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Slack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名叫Slack for Good的慈善部门，其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某些特殊群体在科技领域中的人数比例。

“从我们公司角度而言，我们的两项核心价值观是包容和同情。”该慈善部门的负责人迪皮特·罗哈吉（Deepti Rohatgi）说，“这个项目，不仅是接近美国国内目前极其重要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还能让内部员工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价值对我们自身也很重要。”

在最初接受下一篇章这个项目的严格面试过程中（其流程与Slack公司面试任何入门级软件工程师的流程类似），阿吉雷和其它两位候选人成功地从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个社会问题，那你必须近距离接触这样的一个问题。”曾经也在圣昆丁州立监狱服刑、并且也参加过最后一英里培训项目的利尔说。当利尔还在服刑期间，他曾见到了美国科技加速器Rocketspace的创始人邓肯·洛根（Duncan Logan）。当利尔刑满释放后，他又去了洛根的公司，并且工作了五年时间。

“这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彻底性的改变。原本蜗居在6X9英尺的牢房里，基本上没有任何决策权，突然之间，你就成为了21世纪淘金热行列中的一部分。”利尔说。

如今，利尔不仅会帮助学徒们融入新的文化，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会帮助公司其它成员更好地了解曾经入狱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美国，每年有大约60万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一家公司雇佣三名曾经被监禁的软件工程师，对应对重返社会的巨大挑战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像Slack公司这样的项目，的的确确可以帮助这些重返社会的人员感受并认识到其价值感和自尊。”卡彻说，“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给这种旨在期待科技公司来提出解决方案的做法提个醒。我们一定要支持像Slack这样的公司，此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针对人文关怀的服务，比如在住房、医疗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仍然有许多非盈利机构和公共机构的身影，但私营企业却基本上没有了身影。”

Slack公司的一位发言人称，他们意识到，下一篇章这个项目，无法解决关于重返社会的更广泛挑战，但与此同时，Slack公司也希望，至少在公司内部，以及通过其与非盈利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解决那些有过入狱记录的员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除了给阿吉雷、奥内拉斯和安德森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之外，下一篇章这个项目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在Slack公司内部，甚至整个科技领域，都出现了对他们的观点转变。

在雇佣多元化多渠道人才方面，Slack公司的包容度和有关表现已经算是硅谷企业中的“先锋行为”了。制定一个针对雇佣有入狱记录的工程师的蓝图，或者更广泛一点，改变现有员工对有过入狱记录人员的观点与看法，可能会导致公众舆论发生巨大的转变。

在公司层面，Slack也已曾多次召开会议，普及有关刑事司法的知识，甚至还提供了“重返社会模拟器”，让员工得以体验在出狱之际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找房，或者如何在机动车管理局登记注册等。

在过去几年中，Slack公司有超过200名员工都曾到访圣昆丁州立监狱，与正在服刑的有志于在科技领域发展的人员进行指导、交流和学习。

“当我们开始进入Slack公司时，内心仍然是惶恐的。”利尔承认称。有些员工在与他们这些有过入狱记录的人员共事时，仍然会体现出犹豫不决的状态，也有些人则认为这个项目可能会分散公司的注意力，从而无法完成更重要的事项与任务。但利尔也同时提到，通过跟Slack公司员工的交流，他有信心也能够去改变这些人的观念与看法。

在成为Slack公司的正式员工半年后，阿吉雷的生活非常平静。工作上，他已经是团队中资历较深的成员之一，所以新入职员工都还会咨询寻求他的意见和看法。

每逢周五时，阿吉雷还会组织编程人员开展活动，帮助其它的工程师了解测试自动化工作的具体流程。大多数时候，阿吉雷都会与奥内拉斯和安德森共进午餐。“我现在很感激生活中的各种小事物，比如搭乘共享汽车并且随时下车，通过手机下单点外卖，并且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妈妈。”阿吉雷说。

如今，阿吉雷的工作重心及目标，是成为一名高级软件开发者。他还希望转变成为一名前端工程师，从而可以让他更直接地参与用户交互环节的有关功能开发工作（当然，为移动端应用开发有关功能，并不会让工程师接触到客户信息）。

前不久，在Slack公司位于旧金山总部顶楼的玻璃会议室里，我当面询问并了解了阿吉雷的职业目标。

“我不喜欢思考太远的东西，毕竟事情总是在变。”阿吉雷说，“但从今开始的五年后，我希望自己在工程师职责领域有所建树，同时也希望我的个人经历与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改变他们对和我有类似背景的人的看法。”

对于阿吉雷在橘子郡的朋友来说，虽然他们不知道软件工程师的具体工作，但是他们知道科技类行业。阿吉雷也尝试鼓励他们去学习编程，并且还给他们提供了有关书籍。

“我告诉他们，编程绝对不像那些在传统老企业时所做的工作，”阿吉雷说，“这是全新的内容。”

译者：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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