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生命科学院新任院善于洪涛我信任年轻人的观点

近来，西湖大学发布官方消息，生命科学学院迎来了首任院善于洪涛。在海外科研半生，效果卓著，于洪涛为何做出回国的决议？为何来到西湖大学出任院长？他又抱有怎样的理念和愿景？12月13日，《返朴》受邀参加了西湖大学组织的见面会，咱们见到了这位低沉、谦和的科学家。

采访 | 丹丽

近来，西湖大学发布官方消息，生命科学学院迎来了首任院善于洪涛。于洪涛199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长时刻致力于细胞周期及基因组稳定性范畴的研讨。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终身讲席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讨所（HHMI）研讨员。

在这次注意图受任之前，于洪涛的姓名并不广为群众所知。网上能搜到的信息少之又少，而假如翻开生物医学搜索引擎PubMed，相关论文有150多篇，谷歌学术则显现他的论文被引一共近1万7千次。他曾获Burroughs Wellcome药学新研讨员奖、Packard科学工程奖、白血病及淋巴瘤学会学者奖等许多奖项，并于2012年中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

1990年，于洪涛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结业后赴美留学。1990年至1995年在哈佛大学师从有机化学名家Stuart Schreiber取得博士学位，期间用核磁共振的办法解析了SH3蛋白的三维空间结构。博士后期间跟从细胞生物学咱们Marc Kirschner，从事细胞周期调控机理的多手法多学科研讨。1999年至2019年二十年间，他受聘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再到Serena S.Simmons讲席教授。由于在细胞周期的调控机理和基因组稳定性等研讨范畴的一系列重要效果，2008年他当选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讨所担任研讨员。

在海外科研半生，效果卓著，于洪涛为何做出回国的决议？为何来到西湖大学出任院长？他又抱有怎样的理念和愿景？12月13日，《返朴》受邀参加了西湖大学组织的见面会，咱们见到了这位低沉、谦和的科学家。

“我信任年青人的观点”

去不同的当地做讲座时，于洪涛常被人问到有没有志愿要“动一动”，也便是向他宣布新作业的约请。但他坚持以为，在一个当地继续作业，具有必定根底之后，“动”一次最少要糟蹋半年的时刻。加之对西南医学中心的环境还算满足，于洪涛一向没有选定要去什么当地。

2002年，在温哥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于洪涛与施一公相遇。两人交换了对科学的观点，谈得很投机，成为朋友后也常常注重对方的开展。2008年，两人一起当选HHMI研讨员，施一公抛弃名额，挑选全职回到清华任教，这件事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于洪涛觉得，回国的机遇还不老练。

近10年来，于洪涛常常参加国内的评定作业。每隔一两年回来看一次，他都能明显地感遭到国内生命科学范畴的迅速开展，他自己的一些博后回国后也做得十分成功。“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

2018年11月，于洪涛再次与施一公相遇，施一公向他伸出橄榄枝，请他担任西湖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于洪涛问询周围的搭档、朋友，大多数人都觉得去西湖大学危险太大；而和学生、研讨生谈天，年青人却觉得西湖大学是“可以做成”的。于洪涛说：“我信任年青人的观点。年青人最有期望。”本年8月，他参加了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目击195位学生入学，看到这么多家长“把孩子交到西湖大学”，于洪涛总算下定了决计，完结人生中继出国留学之后的第二次大“动”。

于洪涛本年50岁了。他还有十多年的时刻，可以精力充沛地为国内学术界、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

选人“不问身世”

于洪涛是山东淄博人，祖辈代代务农，直到爸爸妈妈这辈才成为知识分子。他从小和奶奶日子在一起，小学三年级后被爸爸妈妈接到城里。“我小时分在一个很小的村里边长大，其时上学，班上同学有些跟我的水平是相像的，咱们考试也考得差不多。可是三年级脱离后，过三五年之后再回去看，其他那些同学的开展时机要少得多。”于洪涛说，这对他而言是一次严重的人生感悟，“我现在看，咱们都是有天资的，关键是有没有时机。我觉得应该给学生供给一个时机。”他感谢爸爸妈妈为自己发明了最早的时机，这也让他对社会和公正有了特别的考虑。

于洪涛招学生一般不看学生的效果、院校布景、在哪个试验室做过轮转、导师的点评等等，而是直接找学生面谈。“五分钟、十分钟或许聊不出来，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必定可以谈得出来。”于洪涛说，“我信任自己的判别。”虽然也有选错的时分，但大多数时分证明，他在试验室选人上都选对了。

试验室的学生快结业了想进一步进修，于洪涛给他们写推荐信，发现了自己不知道学生原先是从哪个校园结业的，有时分一问，发现是一个没听说过的校园。本来他在招学生时往往不看对方的简历。“我不去看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是由于有时分这会形成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虽然于洪涛自己一路名校结业，可是他觉得身世好校园不是做学识的必要条件，“我拿手考试，可是做学识要的不是思想方便，实际上做学识真实要的是想得深远。两个小时内可以做一张卷子，可是做学识谁能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出答案？都是十年二十年。”绝大多数情况下，做科学试验要阅历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假如没有满足的意志和心思调理才干很难走到终究。因而于洪涛以为，做学识更是一项归纳才干。

到西湖大学之后，于洪涛开端准备试验室，并于不久前发布了博士后招聘广告。他觉得，现在许多学生家长仍是更期望孩子去国外或许国内一流大学比方清华、北大，怎么压服这些家长，让他们信任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西湖大学相同取得优质乃至更适合的教育，成了西湖大学办学进程中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出题。他以为，正是由于西湖大学小，才意味着每个学生遭到的注重会更多。

于洪涛参加“铁人三项”

科研点评怎样“去量化”

国内的学术点评系统一向是近几年为人注重的焦点。学术点评依靠量化方针，既推进了国内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宣布和传达，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对此，于洪涛的观点是，比起没有一点规范，有必定的规范显然是好的；但规范完全是硬性的、定量的，比方要求学生发多少分的杂志、多少文章才干结业，带来的压力会误导一些学生片面志愿上去忽视与定论不符的依据。

我国科研人员每年的发论文总数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撤稿份额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撤稿率，这好像暗示着同一项政策的正反两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科学要没有诚信的话，整个作业就完了。所以这是咱们最重要的底线，便是咱们不能确保不犯错，可是不能片面地去犯错。” 于洪涛不赞成量化方针带来的压力，在他看来，不管得出的效果是否明显，只要是仔细做的，都是好的，这样才干够让咱们诚实地报告效果，学识才干做得好、做得下去。

“学生不光是做作业，也要完善自己。”做试验是一部分作业，但做完试验之后，得到了效果，还要出去讲这个效果，学生是不是可以像一个科学咱们相同去给别人解说自己的研讨？“才干不是在试验室天天做就能有的，要跟导师去谈，跟同行去谈，终究会培育出全面的才干。”于洪涛告知咱们，终究评比的时分，西湖大学会有一个学术委员会——通常是三位PI来听取学生的科学开展，再做出点评。

于洪涛进一步解说：一个做了许多试验作业的学生或许面对两种效果，一是证明了自己之前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或许会出很好的文章；但也有或许发现假设是不正确的，这或许就没有文章，或许将阴性效果宣布在次一些的杂志上。“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学术委员会就会考虑，假如这个学生做得很详尽，的确证明出这个假设是过错的，那么至少在我这儿他相同可以结业。这样就会淡化量化的（负面）效果。”

除了极力扫除量化方针的负面效果，于洪涛也毫不讳言地谈及他对各类“排名”的恶感。他笑说，排名总让他想起《隋唐演义》的兄弟排行榜。实际上，在科学界，许多校园都在同一层次上，不或许分出一二三四；即便是不同层次的校园，也有不同专业、不同特征。学生排名、教授排名、对头衔的崇拜，都对科学开展毫无用处——提到底，诺贝尔奖是对一个人作业效果的必定，而不是对获奖者自己的必定。

因而，西湖大学的寻求，不是引入多少千人、院士、诺奖得主，而是实质性的科研和教育作业。究竟，世界上对一个校园的点评，不是看它有多少个某某奖得主，而是看获奖者的作业是不是在这儿做的。

爱好、立异与相等

谈科研，总绕不开立异的问题。与许多科学家相同，于洪涛也一再着重爱好的重要性。从个人的视点来说，只要的确对一个课题感爱好，才干享用科研的进程，才或许会有严重的打破；从微观的视点来说，假如一切人都做相同的范畴，会发生不必要的竞赛，糟蹋许多人力和物力。假如咱们都依照自己的爱好来，一群人就能广泛涉猎各个范畴——在大面积的深耕之后，必然会呈现重要的新发现。

于洪涛十分着重科研的“自在度”。这不仅仅是对每个人学术爱好的尊重，更是出于科学开展自身的性质和特色——有些时分，“咱们无法点评这个作业到底有多么重要”。在他看来，仅有的要求，便是“悉心肠做原创的东西”，至于这个原创到底有多重要，或许需求时刻的查验。于洪涛举了Avram Hershko的比如：这位以色列科学家研讨泛素十几年，开端人们都觉得这项研讨没有意义，泛素的人物不过是个废物清理工，去除不要的蛋白，可是时刻标明，泛素极其重要，简直参加调控一切重要的分子机制和细胞活动，终究Hershko的作业取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于洪涛十分敬仰Hershko的“悉心”：“我就做这个东西，别人觉得不重要，可是我觉得重要。”

由此，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政策，便是营建“正确的”学术气氛，让年青人自在开展，让他们“自下而上”地做科研，而不是由院级校级规划好课题。每个人跟从自己的爱好，就相当于一个小公司的CEO，依照自己的主意来开展，学院要做的是供给资源、渠道和环境方面的支撑。一起，对年青学生的培育方针也需求“更个性化、更人性化”，“咱们要培育的是下一代科学家，是人才，而不是下一步的技能员。”于洪涛坦言，这些方针完结起来“必定比较困难”，但这也是国外比国内做得好的当地，他期望把国外“更能沉得住气、更可以悉心”的氛围在国内带起来，让咱们悉心做一件作业——而不是追着抢手的东西跑——做几年、十几年，做出真实的原创。

要做到这些，需求创立自在相等的环境。于洪涛期望，生命科学学院从院长到PI，再到学生、到作业人员，咱们都能相等共处，相互尊重。相等，意味着尊重年青科学家的挑选，而不是让他们遵照学院的决议。于洪涛说：

“咱们senior PI仅有的辅导便是来自更多的阅历，更多的阅历带来不同的判别，但不必定是好的判别。因而，当一个年青学者或学生来问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会讲出我以为的优点、害处和或许会呈现的效果。至于终究他做出什么挑选，那是他的决议。咱们当然有自己的喜爱，有自己的期望，但咱们仅有能做的，便是帮对方把作业剖析清楚。”

在于洪涛看来，科学和工程有很大的差异：工程是可以缔结方针的，技能是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到位，就可以在既定的时刻内达到方针；而科学是无法布局的，谁也不知道严重的立异会发生在何时何地，真实的原创不行猜测、无法规划。因而，西湖大学需求年青的PI敢想敢做，再冷再偏的范畴，5到10年后很或许转变成抢手的范畴，有重要的发现。他达观地估量，假如有八九十个PI的体量，任何一个人都有原创的东西，那么必定会从中涌现出严重的科学发现。

未来：“两条腿走路”

任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之后，于洪涛的等待是“两条腿走路”，根底研讨是安身之本，只要注重根底科学才会有真实的严重打破；别的一条腿是“转化”，将研讨效果推进到临床使用，促进群众健康。他表明，详细哪个方向能做出打破是无法预估的，他们能做的是招最好的人，给予渠道支撑，给予自在发挥的空间。在一个有危险、但有或许改动整个生命界现状的研讨，和一个比较平稳的可以发文章的研讨之间，他们会鼓舞学生挑选做有危险的研讨，“即便你做不成，但有或许做出一半、20%、10%的效果，也会比你跟在别人后边跑，仍是要更值得尊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于洪涛以为，教育和科研都是长时刻的作业，和别人比不是意图，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才是意图。假如仅仅仿照别人的研讨，即便宣布了很好的文章，也未必能取得学术界的尊重。

比起国外的科研环境，我国的优势在哪里？于洪涛以为，我国人着手才干强、吃苦务实，国家投入多，经费支撑力度大，这都是不行多得的优势。现在缺少的是长时刻的堆集，是科研质量的提高。他期望，若干年后，提到西湖大学做了什么作业，咱们可以举出两三个比如——即便外行人也了解——这便是一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