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假遗嘱翁帆非最悲哀

这两天，一条标题为《杨振宁遗产分割完毕，翁帆得到了一套别墅使用权》的消息让我们再一次将视线转向这对“老夫少妻”。

这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陪伴杨振宁13年的妻子翁帆，在遗产分配里只得到了一套别墅的“生前使用权”，而杨振宁和已故前妻杜致礼的三个子女将获得现金资产。

当然，杨振宁的助理已经出来辟谣，表示“没有的事”。

但吃瓜群众一向戏比较多。

除了对杨振宁的控诉和对翁帆的“同情”以外，还有人表达了自己的心酸：科学家只有在深陷绯闻之时，才会得到普罗大众的。

作为这种声音的衍生，还有一种声音也似曾相识：科学家得到的为什么不如明星，这真的是悲哀。

更极端的言论是，将明星比作“戏子”，追逐“戏子”多过科学家，社会风气令人痛心疾首云云。

这是个老问题，我们今天来掰扯掰扯。

近年来这类讨论不少，尤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和“演员黄晓明婚礼”事件影响较大。

由于上述事件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而后者的舆论度明显高于前者，于是有观点说：“屠呦呦一生研究敌不过黄晓明一场秀。”

经济学家曼昆曾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解释过明星高收入这一现象。

他举例说，为什么超级明星赚钱这么多，远远超过其他职业？因为越是知名的明星，他能提供服务（即唱歌、表演等）的对象就越庞大，甚至可以向数百万人同时提供服务，而且不可替代，其他行业如水管修理工等，都无此特点。

解释一下即是，假设每个人手里有一元，明星收入高，是因为有数百万个人，愿意把这一元钱给他，但是一个水管修理工，不可能同时给数百万人服务。

那么科学家是否可以应用这一标准？

科学家的贡献，如屠呦呦，她的青蒿素解决了亿万人的病痛，意义十分重大。

但这是否可以等价为收入？

试想，将青蒿素这种事关身家性命的科研成果，价格直接提升数倍，并大比例地分配给科学家个人，提高到明星水准，这样的药品价格，是否能够承受？

医药行业是个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无端提升药价，又如何能够实现？

可见，将科研贡献直接等价于收入，并不可行。

屠呦呦教授的最大贡献在于，她先驱性地发现、提纯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的新方法，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是疟疾治疗的首选方案。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了医药科学，诸如制造导弹、研究语言、数学推演等等不同行业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科研工作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

因此，他们的收入，是经费的保障，而不是货币价值的直接创造。

当然，不乏有通过社会兼职或企业化运作而财富惊人的科学家，但从相对数量来说，科学界的暴富者显然不如娱乐业。

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我国“提高科研工作者待遇”的议题成立，“提高律师、作家、程序员待遇”等议题不成立。

因为后三者，都是通过市场来获取收入，科学家则是通过经费和体制的保障来获取收入。

据统计，中国2016年科研投入超过1.5万亿元，总量已居世界第二。

从收入上来说，明星和科学家的获取途径不同，可比性不大。

其次说舆论的度。

上文已经说到，明星的高收入，是因为他们通过唱歌和表演，可以同时为海量的人服务。因此，获取知名度，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是明星的生存之道。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说过：“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这种观点被IT业和管理界形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

娱乐产业是注意力经济的典型样态，明星必须得足够多的知名度，由此伴生的娱乐传媒业，同样是为这一目标而存在。

所以，演艺人员的价值，取决于在媒体上抛头露脸的量化数字。

演员参加综艺节目，科学家是否如此呢？

当然不乏有“明星”科学家，如杨振宁、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但从职业属性来说，他们并没有对媒体的强烈依赖，也不必然有强烈冲动。

科研工作，并不必然需要媒体的高度揄扬，他们的价值，体现在科研成果本身。

举例来说，前些年，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花36年编写完成了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曾在媒体上引发颇多，但相对明星来说没有可比性。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多少媒体报道，而是这是一部几乎不可多得、填补空白、国内每一个阿富汗语学者都无法绕开的高峰。

他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而不是喧嚣的舆论场上。

此外，“科学家的不如明星”，这个命题本身并非完整。

如果说，仅仅考量的是公共平台的发帖、转帖数量，或可成立，但仅仅说是媒体的不负责任，未必成立。

以中国知网为例，收录的学术刊物有1万余种。以报纸为例，2008年纸媒高峰期时，2008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43种，其中综合报纸806种，专业报纸1137种。

且不说综合报纸中的内容丰富程度，其中专业报纸1137种，不少都是各行各业的动态。

就以直观感受为例，读者可以随意浏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不仅是科学家，各行各业的情况都有所介绍，相对来说，在主流媒体中，科学家这一群体得到度相对是较高的。

明明有海量的信息，但为什么在舆论整体环境中，资源却一边倒地向明星倾斜？

这是传播规律所致。

相对于科学研究，电影、电视、歌曲，这些大众话题门槛相对较低，接触人群自然也就更广泛，话题就易于传播。

试想一个题目为“论核子自旋分成夸克自旋、夸克轨道角动量、胶子自旋和胶子轨道角动量相互之间的区别”的网帖，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会如何？

明星受，是信息的受众自己筛选并聚合所产生的。

明星的意义，就是取悦观众，让更多的观众追随自己；科学家的意义，则是征服科学的高峰，至于公众是不是跟在自己后面尖叫，大概并不是科学家必然要考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受到舆论的不如明星，才是社会的常态。

如果科学沦为谁都可以说两句，必然门槛极低，那不是科学，那是算命、星座、特异功能等民科，是不是国家的悲哀不好说，但肯定是科学的悲哀。

最后说一下道德绑架。

必须旗帜鲜明地说，任何职业歧视在当代都是必须否定的。职业不分贵贱，把演员说成“戏子”，充斥的是思维的陈腐与狂暴的戾气。

你可以不喜欢明星，他们的财富确实容易让人心理失衡，但这并不是通过歧视性称谓贬损人格的理由。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以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权的觉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

这种把科学家捧上神座，并贬低其他行业，看似是崇尚科学，实则是反智，拿舆论热度作唯一标尺，却混淆了不同行业的区别。

另外，别忘记，科学家曾经也被称呼为“臭老九”。理由与今天贬损演艺人员一样，认为他们这个阶级对社会“没有贡献”。

此外，歧视性称谓还有“扫大街的”“捡破烂的”等等。

任何通过不可量化的标准，把人分为“有用”“没用”，从而施加道德考量的行为，都必然造成社会的对立紧张。

这种强制，看似是一种所谓正能量的引导，实则是对全社会的道德绑架，仿佛不如何如何社会就会如何如何，也必然将社会引入道德空虚，充斥着假大空，试想曾经“臭老九”称谓横行的时代，是怎样一幅图景。

一个多元的社会，不把演艺人员称为“戏子”的社会，其实是保护所有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定性为“没有贡献”并被歧视的群体里，有没有自己。

如果实在不喜欢哪位明星，不看即可；看不惯他们收入高，在掌握不当得利的证据时举报即可。

这是在自由的社会里所能享有的自由，也是在法制的社会里必须遵守的法制。

而关于被“冷落”的科学，其实每一次“假科技”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更加真科技。也不要忘了，所有你爱的科幻电影背后，都是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尊重。

所以不要轻易觉得媒体不科学家，关于科学家的信息很多，只要你愿意，随时能看到。如果信息是块肉，不要总等着别人送到你嘴边。